在五代以前，宰相地位很高，每次早朝的时候，皇帝要专门给他们赐座，如果有什么军国大事，宰相和皇帝就坐在一起商量，时人将其雅称为“坐而论道”。讨论完毕之后，皇帝还要给宰相们赐茶，以表关心和慰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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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宰相们有什么人事任免、赏罚废置之类的公务，则是写好了正式的文件送到大内，皇帝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，那就在文件的最后签字盖章，交给宰相们去执行。

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之后，为了安抚前朝的重臣、稳定自己的政权，将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浦全部原职留用过渡，等待自己的心腹赵普抓紧时间成长。

三个后周宰相当然知道自己的使命和地位，面对曾经同朝为官的前殿前都点检、现在的皇帝，他们再也不敢保持这样的工作做派，开始主动地降低自己地位。

再有什么公务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像当初那样把正式的公文提交上去，让皇帝签字盖章即可，而是给皇帝申请：今后就不要挨个讨论问题了，也不要宰相做主先把文件拟好了，上早朝的时候宰相把大事写成奏折提交给皇帝，等皇帝看完之后形成书面或者口头意见之后，大臣们再根据皇帝的指示写成公文，大家联名签字以后下发。

从正式的文件到请示的奏折，表面上看是多了一道程序，实际上就是三个宰相主动交出了自己的决策权，只保留了自己的建议权。

而这样做的更大的一个后果是，宰相们的工作量翻番，原本只写一次的文件需要写两次，如果皇帝不满意，还要再写，写到满意为止。于是，宰相们退朝之后就得抓紧时间写奏折、写公文，经常跟现在做不完家庭作业的孩子一样写到深夜。

在这种工作压力之下，他们主动放弃了坐而论道的赐茶之礼——哪儿还有时间跟皇帝坐下来聊事情啊，赶紧回家写稿子吧。

宰相都已经这么做了，其他官员们自然也能看明白局势，开始慢慢降低自己的身份，向皇权屈服。

到了太宗朝，虽然文人已经认清楚自己的地位了，但是依然还想捍卫自己的一点点小尊严，希望皇帝在接见他们的时候，不要那么随便，至少得穿正装。

太宗某天晚上在崇政殿处理公务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就让人去叫学士窦俨【1】来咨询。

当时因为并不是正式上班期间，所以太宗并没有穿朝服，只穿着便服。结果窦俨在屏风的缝隙里面看见之后，觉得太宗不尊重自己，随便宦官怎么催促，他就站在屏风后面不进去。

太宗看他久久不来，略一思索就知道了窦俨的意图，笑骂说：“这个穷酸嫌我穿的便装。”于是命人把朝服送过来穿上，窦俨这才出来应对。

当然，这样的坚持也没能持续多久，到了真宗朝的时候，情况就越来越有趣了。

大中祥符年间，真宗有一天散朝之后，换了便装用完御膳之后再去承明殿处理公务，中途把宰相王旦叫去承明殿咨询。

王旦看着真宗的便装，没有丝毫抱怨和犹豫，规规矩矩地汇报完毕之后退下，随后接到了宦官的传旨：“皇帝说，他刚才忘记了换朝服，希望宰相不要生气。”

王旦的反应是什么呢？诚惶诚恐地走下阶梯来致谢，宦官接着说：“皇帝说，他觉得很羞愧，让宰相千万不要致谢，今后见面了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。”

对于这件事，王旦是这么评价的：“皇帝对我们这些文人，真的是太好了。”

曾经桀骜不驯的文人，经过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之后，终于一步一步地主动给皇权趴下了。尽管后来遇上仁宗这样一个脾气好的皇帝稍有抬头，但是经过哲宗“进退大臣如呵斥奴仆”般的打压之后，从此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傲气。

【1】原文如此，但窦俨在建隆元年病故，不可能活到太宗朝，老赵疑为窦俨的弟弟窦偁，他在太宗朝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。